信托扩容：欣喜中有隐忧
来源： 时间：2009-08-17
无论对于任何行业，扩容都是应该与发展有关的大好事。但对于信托公司，扩容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目前却还难下定论。
信托的扩容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证：信托资产的增长和信托公司家数的增加。
根据2008年信托公司年报，2008年信托公司信托资产达到近1.3万亿元。从纵向信托公司自身比较，2005年，59家信托投资公司管理的信托财产2259亿元，信托资产增长近6倍；横向比较，以信托行业与保险行业的比较为例，截至2008年底，保险业资产总额3.34万亿元，而2005年这一数据为1.5万亿元，增长一倍多。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信托与保险资产规模相差甚远，但从增长速度上看，信托资产的增长速度却要远高于保险资产的增长速度。有分析认为，未来信托资产将以年复合25％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信托资产有可能达到20万亿元。
在信托资产高速增长的同时，信托公司的机构数量也显示出增长的势头。这种势头首先表现在对经过2002年重新登记、但因出现问题而致使业务停顿的问题信托公司重组上，中粮集团介入伊斯兰国际信托、金信信托重组就在此列。此外，13家没有经过2002年重新登记、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而保留下来的信托公司目前也大有“重归”之势。有消息报道，江南信托重组方案获得批准、信达资产重组金谷信托、宏达股份（600331）重组四川信托、华电电力重组佛山信托等目前正在被市场所关注。一旦这些信托公司重组方案获批，信托公司的队伍无疑将进一步壮大。
毫无疑问，信托扩容已经开始，但扩容对于信托是好事还是坏事却难有定论。原因在于，在信托公司30年发展史上，信托资产的规模和信托公司的机构数走的是一条波浪式的曲线。高峰时期，信托公司最多曾达到近2000家，但也正是从这个高峰开始，信托公司出事不断，中银信托因资不抵债被接管；中农信因到期债务不能偿还被勒令关闭；中创因资不抵债被清盘；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因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被关闭……这些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信托公司的清理整顿，2002年经过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仅为59家，此后，爱建信托、金新信托、伊斯兰信托、庆泰信托、金信信托问题的出现又再一次使正常营业的信托公司减少到54家。信托公司这样的发展史留给人们的是：信托规模和信托公司机构数的扩容并不一定是好事。而决定扩容将为信托公司带来什么的是信托公司的定位。
在2005年中国信托业协会成立大会上，信托公司发展从开始到高峰阶段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对于信托公司前20年的历史有过这样一段评述：从1979年到1999年，这二十年的信托业曲折发展历程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产权单一、社会财富极其有限、市场刚刚开始萌芽的改革开放之初，以财产管理为特色的信托根本没有存在并发展的前提，而市场刚刚兴起，资金需求旺盛，银行和金融机构过少，业务单一，迫切要求出现适应这种需求的比较灵活的金融机构，扩大融资渠道。可见信托业的出现是有其客观经济基础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不能够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我国信托业的曲折发展历史，那种认为信托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的看法是片面的。问题出在“错位”上。
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一种以信托服务方式进行财产管理的专业理财机构，其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社会财富的广泛积累和财富主体多元化。如果社会财富十分匮乏，或者只为国家或个别主体所拥有，则都不可能产生对信托的需求。与此同时，信托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对这一制度的认可和接受，或者说信托文化的确立。
很显然，这位见证了中国信托业发展的金融泰斗眼中，信托公司早期发展的问题就出现在缺少适当发展基础而导致的错误定位上。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行业，哪怕是一家企业，正确的定位都是发展的前提。没有正确的定位，发展规模越大，破坏性则越强。
在信托扩容已经初显端倪的今天，虽然信托业发展的部分社会基础已经具备，但定位问题是否已经明确？
对于信托业发展中的教训，刘鸿儒曾做过这样的表示：信托的本质是一种财产继受和管理制度，因而信托业的定位也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本质特征展开。如果政策设计不是建立在业务自身规律基础上，而是过多地考虑短期的、过渡性的目标，必然导致对信托投资公司定位的严重错位。我国信托业之所以几起几落，与信托业经营规则和监管法规缺失不无关系。而目前，关于信托公司的定位仍然是一个模糊概念。在信托业务的基础资产上，仍然与其他金融机构同质。这样信托公司就必然陷入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也必然为信托公司的发展埋下隐患，这种隐患也将随着信托的扩容而膨胀。
信托的扩容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证：信托资产的增长和信托公司家数的增加。
根据2008年信托公司年报，2008年信托公司信托资产达到近1.3万亿元。从纵向信托公司自身比较，2005年，59家信托投资公司管理的信托财产2259亿元，信托资产增长近6倍；横向比较，以信托行业与保险行业的比较为例，截至2008年底，保险业资产总额3.34万亿元，而2005年这一数据为1.5万亿元，增长一倍多。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信托与保险资产规模相差甚远，但从增长速度上看，信托资产的增长速度却要远高于保险资产的增长速度。有分析认为，未来信托资产将以年复合25％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信托资产有可能达到20万亿元。
在信托资产高速增长的同时，信托公司的机构数量也显示出增长的势头。这种势头首先表现在对经过2002年重新登记、但因出现问题而致使业务停顿的问题信托公司重组上，中粮集团介入伊斯兰国际信托、金信信托重组就在此列。此外，13家没有经过2002年重新登记、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而保留下来的信托公司目前也大有“重归”之势。有消息报道，江南信托重组方案获得批准、信达资产重组金谷信托、宏达股份（600331）重组四川信托、华电电力重组佛山信托等目前正在被市场所关注。一旦这些信托公司重组方案获批，信托公司的队伍无疑将进一步壮大。
毫无疑问，信托扩容已经开始，但扩容对于信托是好事还是坏事却难有定论。原因在于，在信托公司30年发展史上，信托资产的规模和信托公司的机构数走的是一条波浪式的曲线。高峰时期，信托公司最多曾达到近2000家，但也正是从这个高峰开始，信托公司出事不断，中银信托因资不抵债被接管；中农信因到期债务不能偿还被勒令关闭；中创因资不抵债被清盘；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因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被关闭……这些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信托公司的清理整顿，2002年经过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仅为59家，此后，爱建信托、金新信托、伊斯兰信托、庆泰信托、金信信托问题的出现又再一次使正常营业的信托公司减少到54家。信托公司这样的发展史留给人们的是：信托规模和信托公司机构数的扩容并不一定是好事。而决定扩容将为信托公司带来什么的是信托公司的定位。
在2005年中国信托业协会成立大会上，信托公司发展从开始到高峰阶段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对于信托公司前20年的历史有过这样一段评述：从1979年到1999年，这二十年的信托业曲折发展历程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产权单一、社会财富极其有限、市场刚刚开始萌芽的改革开放之初，以财产管理为特色的信托根本没有存在并发展的前提，而市场刚刚兴起，资金需求旺盛，银行和金融机构过少，业务单一，迫切要求出现适应这种需求的比较灵活的金融机构，扩大融资渠道。可见信托业的出现是有其客观经济基础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不能够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我国信托业的曲折发展历史，那种认为信托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的看法是片面的。问题出在“错位”上。
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一种以信托服务方式进行财产管理的专业理财机构，其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社会财富的广泛积累和财富主体多元化。如果社会财富十分匮乏，或者只为国家或个别主体所拥有，则都不可能产生对信托的需求。与此同时，信托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对这一制度的认可和接受，或者说信托文化的确立。
很显然，这位见证了中国信托业发展的金融泰斗眼中，信托公司早期发展的问题就出现在缺少适当发展基础而导致的错误定位上。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行业，哪怕是一家企业，正确的定位都是发展的前提。没有正确的定位，发展规模越大，破坏性则越强。
在信托扩容已经初显端倪的今天，虽然信托业发展的部分社会基础已经具备，但定位问题是否已经明确？
对于信托业发展中的教训，刘鸿儒曾做过这样的表示：信托的本质是一种财产继受和管理制度，因而信托业的定位也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本质特征展开。如果政策设计不是建立在业务自身规律基础上，而是过多地考虑短期的、过渡性的目标，必然导致对信托投资公司定位的严重错位。我国信托业之所以几起几落，与信托业经营规则和监管法规缺失不无关系。而目前，关于信托公司的定位仍然是一个模糊概念。在信托业务的基础资产上，仍然与其他金融机构同质。这样信托公司就必然陷入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也必然为信托公司的发展埋下隐患，这种隐患也将随着信托的扩容而膨胀。
(hanb摘自金融时报)